甲午中日戰(zhàn)爭后，外國資本主義各國以貸款形式，奪取在中國的筑路權。20世紀初，中國收回路權的斗爭日益高漲。　比利時在取得京漢鐵路修筑權的同時，還取得汴洛以西的鐵路(包括陜甘)修筑權。清政府出賣陜甘路權遭到兩省人民的反對。清光緒三十一年(1905年)夏，汴洛鐵路開始西展，陜西官紳、商人、學子聯(lián)名上書，反對外國人掠奪路權，主張自辦鐵路。清政府奏準后，派藩司樊增祥為鐵路總辦。西(安)潼(關)鐵路需款三百萬兩白銀，籌此巨款很難。官府遂借口將鹽價每斤加收制錢兩文;土厘每兩加抽十二文;將“倉捐”每畝三升劃為路捐;還大量吸收官股，先籌五十里鐵路款。使陜西人民難以負擔。光緒三十四年(1908年)春，陜西紳、商、學界人士要求“商辦”西潼鐵路。召開了第一次籌修西潼鐵路大會，成立“西潼鐵路辦事處”，并聯(lián)名上奏。清政府無力反對商辦，以集股三十萬后始準成立公司為由，百般刁難。宣統(tǒng)元年(1909年)三月，清政府批準設立公司，任命閻迺林為總理，使之成為官僚把持下的商辦。由于陜西紳、商、學界的財力微薄，集股“商辦”西潼鐵路成效甚微。但是，陜西人民的這種愛國的“保路”斗爭，是對外國列強侵占中國鐵路權和清政府出賣國家主權的抗爭。